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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双轨制价格改革,就是承认我们的无知

2018-11-06 16:06:33|浏览量:87

张维迎 双轨制价格改革,就是承认我们的无知

四十年来家国,而今细说从头,千般心绪一言难尽。这其间,远远近近起起伏伏,无数“小人物”的命运勾勒出“大时代”的激荡图谱。人必须知道来处,才能知道去处,我们钩沉往事,也愿读者诸君于此有静察过往之余情。


这一篇文章是我们与张维迎先生的对话。1984年,是改革的小高潮年,这年9月举办的莫干山会议成为改革的标志之一,碰撞阐发的诸多观点影响了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张维迎、刘安、张宝通等5名陕西青年学者参加了莫干山会议,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的张维迎提交了题为《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的文章,率先着眼于价格的形成机制,以价格机制改革而非具体价格水平调整的思路,推动了中国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贞观(ID:zhenguanclub)。


以下为张维迎的采访实录:


贞观:您在80年代最早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影响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如今回过头来看,当时为什么不是全面放开?“双轨制”的设计,在当时是一种基于现实环境的妥协手段,还是认识到价格的形成是一个通过竞争逐步发现、接近的过程,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维迎:我当时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正确的价格不可能由政府规定,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发现。至于究竟怎么去达到这个,是一种过渡方式。


有很多因素要考虑。一次性放开有好多问题,会突然之间打乱所有既有的经济关系,包含很多福利制度。当时是低工资、低价格,如果突然价格放开,好多城市居民的生活就是问题,因为工资不可能马上涨,你也没有办法计算出价格放开对不同居民的影响。


另外,工业企业从生产到销售是一个链条,原材料价格放开了,好多企业可能完全适应不了。我当时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正确的价格是基于一个企业家决策的过程。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还缺少那种企业家精神,在传统的国有企业,有厂长、经理,但谈不上企业家,他们非常不适应应对市场变化。


双轨制,是从边际上引入市场。市场作用的范围一开始肯定是很小的,经济主体部分的价格还是由政府规定。但是把计划外的增量放到市场,随着增量本身的增加,市场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原来的计划价格可以逐步地放开,当然有些牌市价差别不大的可能一次性放开。


或者更保守一点,你可以分步骤,不断削减计划的比例。比如钢材,原来按照计划产量是1000万吨,那以后可以不断地削减,从1000万吨削减到900万吨,800万吨,经过几年时间也就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还有差距,也可以参照市场价格先调整计划价格,然后待时机成熟再放开。比如钢材,市场价格1200块一吨,计划价格只有600块,那你可以逐步调高计划价格,也就是计划内的官价,仍然可控。


所以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一方面着眼于长远,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价格机制;另一方面又尊重历史,使得这样一个过程变得更平稳,变得更像一个演化的过程,而不是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市场很复杂,会出现好多新的因素,各利益相关方需要不断地去适应它。


贞观:现在价格是一个普通的市场要素,然而在当时,价格跟意识形态是不是有联系的?


张维迎:当然了。在1984年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那时还在争论,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主流的官方观点仍然是:我们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计划经济”;为了使得计划经济有效,我们要引入一定的市场,但重要的原材料,重要的生活资料,还得由国家控制,只有最简单的日用小商品、针头线脑之类型的东西可以让市场去调节。就是计划管不了、管不好的,才让市场管。当时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和主导改革的官员,都是这样的认识。


贞观:当时您有没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一些压力?


张维迎:这个还好,1984年的气氛比较宽松。重要产品的价格应该由政府规定,这在当时是个不言自明前提。但价格不合理,需要调整,也是一个基本共识。所以,几乎所有有关价格改革的研究和争论,都在围绕着怎么去调整价格打转转。是大调,中调,还是小调?还有以什么样的依据去调整价格?有人说应该依据生产价格调整价格,有人主张按照劳动价值调整价格,还有人主张按照均衡价格来调整。所有这些争论,都是围绕政府如何制定合理的价格,争论各方都假定正确的价格体系可以由国家通过调整调出来的。


在我看来,这个假设很有问题。要确定一个理论上正确的价格,是不可能的。我首先要证明的一点就是,如果要让国家制定价格,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


大调、小调、中调,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问题是你要找到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下,价格能够随时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反映生产技术的变化,反映成本的变化。所以价格改革的核心就是改革价格形成的体制,而不是调整价格水平。


在我之前,大家的聚焦都在怎么调整价格水平,哪些应该提高,哪些应该降低,提高多少,降低多少,希望找到依据,但是算不出来。因为调整价格本质上是一个错的理念,你想做一个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提出的观点是一个突破,完全改变了价格改革的思路。核心是,首先你要改变价格形成机制,第二是怎么去改变,需要一步一步来改变。当然这些东西既有理论方面的问题,还有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它不复杂,因为当时市场上已经形成好多黑市。


政府老是派价格检查组去打击非法倒卖,打击黑市,但是老解决不了。其实黑市本身是个参照品,顺坡下驴,价格改革可以由被动变成主动。如果计划外放开的话,黑市就不是黑市了,黑市就是公开的、合法的,它就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信号,可以帮助我们改革整个价格体制。


贞观:其实黑市就是最早的自发的自由市场。


张维迎:对。所以我说过,中国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就是主动地利用这种自发的力量,所以它的震动相对小。这种东西已经存在,如果换一个思路,让它合法化,就不需要再打压它,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新的体制。


贞观:在参加莫干山会议之前,在西安有一个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您有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很多讨论,这篇文章主要谈了哪些问题?


张维迎:那是莫干山会议之前两年多,1982年2月份,当时好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参加了,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会。我那时刚上研究生,担任会议的秘书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建立中国的数量经济学。我当时讲的主要观点是,必须突破传统的教条。如果我们死守着那些传统的教条,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因为如果死守教条的话,我们就是为死人活着,而不是为活人活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为活着的人服务,为未来更好,而不能只是捍卫过去的所谓正统的权威理论。


其实再说的更宽点,就是学术上的思想解放,要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和创新精神。只有这样,那我们才能真正地使中国的经济学健康地发展。


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就是承认我们的无知

▲1984年莫干山会议期间合影,右二为张维迎。 图 | 南方人物周刊


贞观:1982年的这次会议上,您对价格改革的思考有没有形成一个大体框架?


张维迎:那时候还没有。我对价格的思考开始于1983年底,在准备硕士论文的时候,看些文献、资料的时候开始思考,到1984年4月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价格改革思路。文章初稿是4月21日完成的。


贞观:我记得您去年有篇文章讲,您在当时并没有读过米塞斯、哈耶克等奥派学者的书,是在后来发现,自己当时的思路跟他们是非常接近的。


张维迎:是这样的,当时知道(上世纪)30年代有过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讨论,但并没有读过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批判计划经济的原著。


米塞斯和哈耶克确实有先见之明。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政府怎么能够计算出哪一个是正确的价格呢?那么多的产品,那么多的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朝三暮四不断地在改变,出门的时候可能想买这个东西,结果到那里又想买另一个,政府怎么能够拥有这些信息?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很朴素。但是有时候你学了一些理论,这种理论就会约束你的思维。当你接受过计划理论的熏陶之后,你就会觉得,一个社会如何配置资源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政府能够计算出什么东西该生产多少,各种要素该投入在哪里,合理的价格在什么水平。所以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这就是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或者再往前点,就是老子讲的“不知知,病矣”——本来不知道但假装自己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这就是计划经济的认识论基础。


而市场经济的认识论基础与此相反,是要承认我们的无知。其实,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知道自己不知道,另一类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或者知道自己不知道假装自己知道,所以老子讲,“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搞计划经济就是沉迷于我们的无知。邓小平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承认自己的无知。因为承认无知,才会搞市场经济。因为承认无知,才要经过试验,摸着石头过河。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什么东西都要设计、要规划,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思维。


人类的无知,可能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人类的好多灾难都是无知造成的。比如计划生育,40年前那些多经济学家、系统工程专家、自然科学家,做了大量的计算,说中国合适的人口规模是五亿,中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人多,所以要搞计划生育,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


40年过后,终于允许生二胎了。但没想到现在又要鼓励大家生孩子,甚至还有地方提出不生二胎要罚款呢。两年前生二胎要罚款,现在不生二胎要罚款。你看我们无知到什么程度!我们本来不知道,但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所以就什么东西都去规划、计划。这是最要命的。


贞观:这其实也不是只存在于经济领域。


张维迎:每个领域都存在,其他领域就更多了。学了经济学,我们知道就业、增长与货币有一个关系,知道每种产品都有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但是你真的知道每个参数的具体数值吗?不知道。制定政策的时候,这个参数你只要算错一点点,后果就完全不一样。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假定,我们不仅知道变量之间抽象的逻辑关系,还知道它们之间具体的数量关系,所以就利用各种参数进行预测,制定经济政策,结果导致了很多灾难。这就是无知导致的灾难。所以回过头,有关价格改革思路的转变,就是由假定我们无所不知转向承认我们无知。


但是当时是一个实际问题。1981年7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了“价格研究中心”,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领衔,招募了数十名经济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想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然后指导价格调整。但折腾了好几年算不出来,或者即使有算出来也没人敢相信。


所以价格改革思路的转变,某种意义上是认识论上的转变,认识到我们的无知。哈耶克讲,知识分散在无数人的脑袋里,只有他在使用的时候,才会冒出来。所以,只有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中,每个人的知识和信息才能得到有效利用。


市场的优越性不在于它不犯错,而是它有一个连续的纠正错误的机制。一个企业家犯了错误,另一个企业家就有机会和激励发现这个错误,因为纠正这个错误就可以赚钱。而计划经济缺少这样一个纠正机制,只有变成灾难以后,人们才去反思,才去纠正。像我刚才讲的人口政策,当你认识到需要改变的时候,为时已晚,然后你就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好多人没有深刻地理解哈耶克的思想。承认人类的无知,承认每个人的知识有限,分散化的、市场化的决策,是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的惟一有效的办法。


贞观:在这个层面上,后来的很多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其实思维方式还是没有变化?


张维迎:现实中,经济体制的分布是连续的,不是0和1的两点分布,要么是完全的计划体制,要么是完全的市场体制。我们只能看到哪一个经济系统更靠近市场,更靠近分散的、个人化的决策,哪一个经济系统更靠近集中化的决策。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往哪个方向走。以此来看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如果完全的市场经济打分是1的话,美国可能0.8,法国可能在0.7,中国可能在0.5,所以说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往那边走。


这也意味着不是说美国就是一个理想的市场模式,美国也有很多反市场的东西,这都是因为人类的无知。人类的无知使我们需要市场,人类的无知也造成有很多反市场的力量。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搞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搞产业政策,这些都是由无知导致的反市场力量。


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完全解决,而且它不断地重复,因为我们人类又特别健忘。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管制绝不是苏联搞计划经济之后才有的。古罗马时代、中国的汉代都有过价格管制。它一定会反复出现。人类的弱点就是这样。


好比说,看到好多现象,我们容易得出错误的归类。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现在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但是两千多年里,人们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而且很直观,很符合人们的观察。人类认识好多问题是基于我们的思维,要真正的认识这些问题,就需要科学、知识、逻辑。


哈耶克说过,事实本身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你对事实的错误认识,会改变事实本身。比方说,一个人走得很快,但是你同时又发现他有残疾,一只胳膊断了。那你可能会以为这人之所以走得这么快,是因为他一只胳膊断了。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解释。为什么你对事实的认识会改变事实本身?因为如果你认为他走得快是因为他胳膊断了,你就会主张把所有人的胳膊都打断,这样所有人都能走得快。如果你权力这样做的话,社会上缺胳膊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当然,他们不会真的走快!


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也是这样。中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否认。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认为庞大的国有部门、有效的政府干预、积极的产业政策,这些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如果你这样认识就会带来后果,后果就是自行强化这些因素,就像把断胳膊当作走得快的原因一样。


如果另一个人说,不对,正确的解释是,尽管胳膊断了,他还走得很快,一定另有原因,我们要寻找这些原因。那他的主张就会与你完全不同。


贞观:哈耶克在后期把注意力和治学方向从经济学向法学和政治哲学转移,您最近的一些文章也是在讲产权的法律基础,包括在北大的演讲,自由是一种责任。


张维迎: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是镶嵌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如果法律制度不能够保证每个人的权利,不能够排除政府对企业的任意干预,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要真正理解市场经济,靠现有的经济理论是不够的。你必须超越经济学本身,特别是超越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哈耶克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出身的人,为什么走到了哲学、法学,甚至语言学、认识论这些领域?都是基于他对市场的理解。要捍卫市场经济,他没办法不走到这一步。在给定经济学范式里兜圈子,你是兜不出去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市场。


贞观: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马云说可以搞计划经济,刘强东甚至说共产主义有可能很快实现。


张维迎: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人类的决策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性的决策,另一类是非常规性地决策,就是企业家决策。它是靠人的想象力,根据个人对未来的判断的决策。创新,因而人类进步的源泉,都来自非常规性决策。


企业家的决策和科学决策是不一样的。科学决策是基于过去的和已有的数据,这些大数据和计算机可以解决。但人类的进步是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这种新的东西不是靠已有的数据算出来的。没有飞机的时候,莱特兄弟准备生产飞机的时候,大数据能告诉什么?什么也告诉不了。这是一种想象力,这就是大数据替代不了企业家精神原因。


再强调一下:凡是用数据能做出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决策,那叫日常决策。


所有伟大的创新都不是靠数据做出来的。十年前,还没有微信这种产品,你给我计算微信的需求量,大数据会有用吗?如果数据可以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发明汽车的就不会是卡尔·奔茨,而是原来的邮政马车;发明微信的就不是马化腾的腾讯公司,而会是中国移动。


大数据可以告诉你,哪一部电影更受欢迎,哪一本书卖的最好,而且什么人买,读了多少页,等等。但大数据能告诉你应该写什么书?不可能。它没法告诉你下一步写什么,即使有一个大的领域,比如儿童书火,你写儿童书。问题是怎么写会成功?有些人写儿童书的成功了,有些人一败涂地,这与他们掌握的数据无关。


我绝不是否定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意义,而是说,我们不能错误理解它们的意义。大数据只是帮助我们解决常规性的问题,尽管范围越来越广。但人类的进步不是来自于常规,用进化论语言来说,人类的进步来自变异,这正是那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问题。


我们过去以为计划经济不可行,是因为计算机能力不够。错了,这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核心观点。当然计算能力的增加会扩大我们的计算范围。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只有自发地去做才会出现。而创新正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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