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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知成一体思考改革开放40年

2019-01-11 21:12:33|浏览量:862|

林毅夫 知成一体思考改革开放40年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必须一方面从我国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新理论,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才能够抓到问题的实质,提出解决问题、克服挑战的根本办法。

  本报记者 李成刚

  “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只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12月6日,在北大朗润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说。自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拿到博士学位,并成为他们那一代中国人中最早回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林毅夫独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已30多年,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思考,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共同前进,其学术和思想成果,印证了改革开放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侧面,并在为改革开放探索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也将自己的名字印刻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之上。

  从农业经济研究到构建新结构经济学

  在芝加哥大学,林毅夫完成了他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博士论文,该论文被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教授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由此,毕业后林毅夫延续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现代化方面的论文,可谓成果累累。

  1992年,林毅夫将自己在农业经济方面的论文收集成册,以《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为题集结出版,并获得了1993年孙冶方奖。1998年,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学会授予他每两年颁发一次的约翰·克劳福德爵士奖,表彰他对农业经济学的贡献。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毅夫的第二本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集《再论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同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和200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

  在进行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林毅夫开始构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1988年,我开始想通了,为何中国政府不以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以提高名义利率的方法来治理当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而是以被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非理性的、无效的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办法来‘治理整顿’高通货膨胀背后的道理。”林毅夫对记者说。自此,林毅夫的经济学研究形成并逐渐丰富成为一个有别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体系框架。

  想通了1988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林毅夫开始抛弃了现有的西方主流理论,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诸多现象时,以“常无”的心态,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达成目标的最优选择为何等,来分析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

  1994年,林毅夫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这是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雏形。2008年到世界银行工作前,林毅夫根据在北京大学教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整理成书,出版了《中国经济专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评价此书:“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2001年,林毅夫第一次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一般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的努力。这一年,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以“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为题发表了首届D·盖尔·约翰逊年度纪念讲座。2007年,林毅夫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他在演讲中以一个三部门的数学模型来说明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制度扭曲和发展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用1962—1999年间101个国家的跨国年度数据对各项理论推论进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五位诺奖获得者为这本书写推荐序,创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2009年,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职一周年的一个内部会报告中,林毅夫首次将他的系统研究成果及其理论框架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并以“新结构经济:反思发展问题的框架”为题发表了耶鲁大学的西蒙·库兹内茨年度讲座。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结束前,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论文结集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中国40年改革开放回答了三个问题

  很多人称林毅夫是中国经济乐观派。对林毅夫来说,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来自两方面,一是有亿万希望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生活,并使下一代生活得更好的人民,二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政府。毫无疑问,这和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所阐述的——“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前提这个观点一脉相承。

  林毅夫认为,从1978年到2017年,连续3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9.5%的高速增长,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更是高达14.8%。在底子薄、人口多的前提下,以如此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

  “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以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方式来推动,并不是在任何现成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林毅夫说。对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世界银行原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当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1994年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就计划经济怎样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这一次经济学界出乎意料地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以“休克疗法”,把“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一次落实到位。并有理论证明像中国那样摸着石头过河,用渐进的、双轨的方式进行转型则是最糟糕的方式,造成的结果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差。但现实结果却相反,“在转型期中国避免了实行休克疗法国家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绩确实出乎学术界、理论界的预期。林毅夫认为,它提出了三个相关问题有待回答。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式,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的,但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连续39年的高速增长?

  林毅夫认为,历史上来看,快速的发展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现象。18世纪之前,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世界是平的。当时最发达的国家跟最落后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非常小,顶多四五倍。但是18世纪以后,因为工业革命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突然间加速,其他地方、地区没加速,差距才拉开。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都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实现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低是由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代表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产业的附加值跟发达国家有差距。但发展中国家也因此具有“后来者优势”,可以把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拿来用就是技术创新,进入到附加值比现有产业高、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的产业就是产业升级。和必须靠自己研发新技术新产业的发达国家比,这种方式成本低、风险小,发展的速度可以较快。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的差距,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经济以每年7%或者是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我国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就是利用了“后来者优势”。

  第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未能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林毅夫认为,如果“后来者优势”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个优势从工业革命以后,对我国而言就一直都存在,为何在1978年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缓慢,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这主要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快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时的发展思路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也就是试图快速建立起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的现代化产业。那些大产业都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技术上有专利保护,又跟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我国想支付专利费也买不来,只能自己发明。这样也就放弃了“后来者优势”的好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变发展思路,开始发展那些利用我国工资水平低,又能创造就业,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工资成本,我们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政府又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区内几通几平,实行一站式服务以降低交易费用,这些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迅速变成竞争优势,所以,对外的出口才能以每年15%、16%的速度增长。并且,在增长的过程中,创造了利润,积累了资本,使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渐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比较优势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逐渐变成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引进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第三,为何其他转型中国家经济遭遇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我国经济却取得稳定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我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其他转型中国家碰到的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20世纪80、90年代平均增长速度比在60、70年代慢,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为什么同样的转型结果却大不相同?林毅夫认为,原因在于转型的方式。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的认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是政府对市场有太多干预,不像发达国家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些干预扭曲造成了资源错误配置和各种寻租腐败的现象,所以发展的效率差。

  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就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从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的经济体制,向一个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政府的各种干预同时取消掉。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其他转型中国家不管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或是非社会主义,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转型方式。但是,“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忽视了原体制中各种干预扭曲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果把那些保护补贴都取消掉,原来那些重工业都会垮台,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而且,那些重工业中有不少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了,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保护补贴,私人老板向政府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在国有时更高,大量实证研究证明这是苏东转型以后的实际情形。

  中国当时采取的是曾经被认为最糟糕的渐进双轨转型方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实事求是方式是最好的。既然那些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那就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那些原来受到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不需要保护补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则开放民营、外资企业进入,而且不仅开放,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非常差,政府就发挥有为作用,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高新技术区等,在这些区里,把基础设施做好,实行一站式服务,这些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我国的竞争优势,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许多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成我国的比较优势,保护补贴的性质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取消各种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已经水到渠成,于是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转型期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以及相应的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维持稳定和高速增长的原因。

  “知成一体”:立足国情的理论创新

  “在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转型上,有个很特别的现象:按照西方发达国家主流经济理论主张的方式去做政策的国家失败了,按照主流理论认为是错误的方式去做的往往却成功了,原因何在?”林毅夫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赶上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子学科。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在市场中难于自发发展起来。根据这个观察,当时主流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各种结构性的障碍,造成市场失灵,于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先进的产业,这种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遵循这种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当时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没有遵循这种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们发展的产业是传统的、规模小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这种发展方式从当时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它们却是赶上发达国家的仅有几个,而那些遵循正确发展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是这样?林毅夫表示,仔细想来道理也不难明白,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理论是否适用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自觉不自觉地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为其理论中明的或暗含的条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那些前提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大多不存在,发达国家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更何况发达国家的条件也在变化,盛行一时的理论也不断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如果发达国家提出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怎么能在发展中国家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呢?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中国的实践已经走在理论的前面,如何总结这些经验以提出新的理论是我国社会科学界面对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的机会。”林毅夫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林毅夫倡导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应超越“知行合一”,践行“知成一体”的新理念。

  他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王阳明道德哲学追求的“知行合一”,往前一步追求“知成一体”,即“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

  “因行得知”,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现象都是行为的结果,所以“因行得知”的“因”有“依靠”和“因为”两层含义。

  “用知践行”,学习理论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所以,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唯成证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做,能达到理论所预期的结果,才能说这个理论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假如说践行的结果不成,那就要回到第一句,根据新的经验和认识,修正、提出新的理论,然后用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如此反复直到能成,才能达到“知成一体”。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讲:‘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必须一方面从我国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新理论,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才能够抓到问题的实质,提出解决问题、克服挑战的根本办法。在前进的道路上我国需要有来自于自己的新理论、新思想。”林毅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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